党的女儿——皖西革命巾帼英雄故事​④丨汪荣华：征途漫忆

【作者汪荣华，安徽省六安县人，1917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1936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后，任川陕省委妇女部巡视员，省苏维埃政府邮政局副局长。1937年后，先后任129师随营学校政治教员、后勤部指导员、军政处参谋、秘书。1979年任中央军委办公厅顾问，是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到晚年，常常会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足迹。我青年时代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经历和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往事，虽然离今已有五十多年了，但仿佛还在眼前一样，仍然不能忘怀。

（一）

我的家乡——安徽省六安县郝家集，地处大别山脉的东麓，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村西，碧波荡漾的淠河水日夜流淌不息；山上，林木茂密，松青竹翠，野花飘香。距郝家集十二里的独山镇是著名的六霍起义的发祥地。早在一九二五年，六安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独山是当时六安一带党组织活动的中心。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曾担任过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工委书记的舒传贤和一批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相继返回家乡，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一起，在六霍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成立了一批农民协会。郝家集也于同年下半年组织了农民协会，农民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一九三一年四月，红四军主力挥师皖西，全歼独山守敌一个多团，打死打伤和俘虏两千多人。“红军回来了！”乡亲们奔走相告，独山区青年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当红军去！——这个埋藏在我心底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于是，我和本村女友郑先如决定报名参军。

阴历五月的一天早晨，阳光是那样的明媚，淠河水也好象为我们欢歌。我和郑先如告别了亲人，怀着喜悦的心情去参加红军。我们一走进镇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街上是熙熙攘攘的青年男女，墙上到处写着“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等标语。我们报到时，各区前来参军的青年也都到齐了。不一会儿，一位红军青年干部叫到我的名字，我胆怯地走过去。他看了看我，先是一笑，随后就象老师考学生一样考问我：

“多大岁数啦？”

“十四岁。”

“家里什么成分？”

“中农。”

“是不是共青团员？”

“还不是，当过少先队员。”

“读过书吗？”

“读过一年私塾，上过两年洋学堂。”

接着，他凝视着我，看得我心里直跳。大概是因为我长得壮实，他满意地点了点头。我一看他同意了，心里可乐坏了，差一点掉了泪。是啊，从今天起，我就是个红军女战士了，多年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怎能不高兴呢！

我们被选上的几百名青年组成一个新兵营，在麻埠经过短期训练后，于六月初开赴英山，补充部队。从麻埠出发后，新兵营的前后都有战斗连保护。行军途中，由于我年纪小，在家时又没有走过远路，走着走着就掉队了。在通往英山的路上，要翻越燕子河的大山。一天，新兵营在大山脚下休息，我们几个掉队的终于赶上了。负责护送新兵的首长告诉我们，前面就要通过燕子河山，要急行军，大家要跟上，掉队就会发生危险。还没等我们休息片刻，出发的军号就吹响了。刚走进山口，埋伏在山头上的民团向我们开枪。在战斗连队的掩护下，新兵营跑步前进，头上子弹呼啸，脚下尘土飞扬。开始是小跑，后来是快跑。就这样，我们顶着烈日，不顾饥渴劳累，整整跑了一上午，才来到了英山地界，进了安全区。在通过燕子河山时，有两名女青年牺牲了。这次战斗，我们虽然只是跟着跑，但对新兵来说，却是一次很好锻炼和考验。走了两、三天，大家到了英山城。

新兵营到了英山后，我们几个女同志很快被分配到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部、妇先队工作。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做群众工作，协助地方党动员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在宣传部负责人向我们讲解了怎样做地方工作后，我和郑先如就到了英山县第三区杨柳湾，帮助群众建立区苏维埃政府。我们来到这里后，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宣传群众。经过几天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经过一段艰苦的宣传工作，终于把区苏维埃政府组织起来。

一九三一年冬天，是一个政治寒流滚滚的严冬。张国焘在四月间来到鄂豫皖后，推行一系列的错误政策，给根据地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一天晚上，我们工作了一天，拖着劳累的身子在县委机关大院的房子里睡下了。可是，当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往日人声嘈杂的县委大院却冷冷清清，一打听，才知道夜里搞了大逮捕，县委部长以上领导干部都被抓了起来，机关里只剩下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其中还有一个女油印员。我向熟人打听，他们为什么被捕。他告诉我，上边说他们有的是“AB团”，有的是“第三党”，有的是“改组派”。我又问：有的女同志为什么也被抓去了呢？他说：上边说她们参加了反动组织“恋爱研究社”。我听了这些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心想：一个个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好同志，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了呢？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恶果，使县委工作一时陷入停顿状态。

我的姑父也在这次肃反中遇害。那是后来我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知道的。有一天，队长倪志亮问我：“汪荣华，你是哪里人？”我说：“安徽六安人。”他又问：“你认识冯先卓吗？”我说：“他是我姑父。”随即他告诉我，冯先卓在河南肃反中被诬害了。姑父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当我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悲愤交加。抱有野心的张国焘杀害了多少好同志，对党对红军犯下了大罪。

一九三二年二月，我作为英山的代表，到麻埠参加了皖西北青年团代表大会。会上，皖西北少共书记作了报告，省委书记沈泽民讲了话。会后，我又回到英山，县委少共妇女部长黄新兰找我谈话，让我到英山县第五区（石头嘴）担任少共妇女部长。

九月，红军主力从皖西转移。在从燕子河向西转移时，接连几天都有大队红军人马和群众从英山向西走。当队伍快走完的时候，英山县委书记对黄新兰、郑先如和我说：“现在敌情严重，以后怎么样说不准，你们几个女孩子找红军去吧！”随后，他给红十二师政治部写了一封介绍信，请他们收下我们当红军。临走时，他发给我们每人两块银元当路费。这天黄昏，我们就上路了，走了一夜，到罗田追上红十二师三十三团，便把介绍信交给团政治处主任周士英，他看了看，说：“好，那就跟我们走吧！”接着他又问：“你们女同志走得了远路吗？”我们回答：“走得了，跟得上！”可是，嘴说走得动，脚却不听使唤，走了一段路就掉队了，直到中午休息时才赶上部队。由于缺乏长途行军的经验，我们脚上都打了泡，小腿也麻木了。行军中，我们咬紧牙关，互相鼓励：“坚持下去，决不掉队！”就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地向西疾行。几天后，我们再也不掉队了。

（二）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旬，我们越过平汉铁路，于十一月上旬在漫川关突破敌人重兵包围，越过秦岭出关中。我们临撤出根据地时穿着单衣，越走天越冷，天天是白天一身汗，夜间彻骨寒。十二月，我们便进入川陕地区。由于天气寒冷，身无棉衣，长途转战，又过分劳累，部队的病号越来越多。这时，黄新兰生病了。有天，我们看她实在支持不住了，便把她扶到路边一间草房里休息。黄新兰病得很厉害，她含着眼泪对房东大娘说：“大娘，我走不动了，就留在你身边，给你做女儿吧！”说着就哭了。黄新兰是苦水里长大的，参加革命工作后埋头苦干，一路行军也很坚强，如今眼看要同这位患难与共的姊妹分手，我们心里很难过。迫于情况，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她留下。我们安慰了她一番，便告别了。

由于减员越来越多，部队开始整编，精简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在师政治部妇先队解散后，我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工作，苏井观为院长。我们几个女同志在总医院经过短期培训，学习包扎伤口、用药等业务，然后被分配到各师。我到十一师，郑先如到十二师。郑先如要求同我在一起。这样，我俩就一起到了十一师三十三团，以后她到三十二团去了。我下到团里，很高兴，心想：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这回可以在第一线战斗了。

不久，部队传达了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命令，并决定立即翻越巴山，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这一进军路线是入川的捷径，但十分险峻。巴山又高又大，上山七十里，山上七十里，下山七十里。这里是一条行人绝迹、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当时正值严冬，大雪封山，行走分外困难。因此，在准备过巴山时，领导上让我们每人背二斤稻草。翻越巴山开始了，我们顶风冒雪，沿着崎岖的山路，艰难攀登。有的地方坡度太大，一踏上去就要滑倒。这时，我们就把稻草垫在路上，脚踏稻草向上爬。露宿时，把稻草铺在地上，席地而坐。在巴山上，我们不知摔了多少跤，跌倒了爬起来，又向前走。一座巴山，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我们翻过巴山，回头观望它那高大的山峰，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下了巴山就进入了通南巴地区。我们团住在得胜山，这里是大通江和小通江的汇合处。得胜山的百姓由于受四川军阀的压榨，生活十分贫困。我们到达这里后，马上宣传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团政治处知道我做过地方工作，就把我抽调出来，参加妇先队。有天，我们看到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在山上拾柴。她面黄肌瘦，衣服破烂，看样子是穷人家的孩子。经询问，得知她是个童养媳。我们向她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动员她参加革命活动。她投身革命后，进步很快，后来还当上了川陕省委少共妇女部长。

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反敌人的三路围攻过程中，我们团奉命向空山坝西南二十多里的余家湾方向行动，担任突击敌左翼的任务。出发的那天早晨，浓雾弥漫，细雨如丝，走了一会儿，天晴日朗，闷如火烤。随后，乌云密布，大雨滂沱。天黑以后，雨还是下个不停。我们团卫生队的同志跟战斗连一起前进。大家冒着雨，沿着山路行军，道路很滑，我们每个人的草鞋上绑着一付脚马子（用铁做的，有四个小爪，能防滑），这样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走就不摔跤了。凌晨四点，我们赶到余家湾，马上投入了战斗。顿时，枪声、炮声、杀声震撼山谷。战斗打响后，我侧卧在一挺水压机关枪旁，准备随时抢救伤员。仗打得相当激烈，子弹嗖嗖飞叫，闪烁着一道道红光。在我身边的机关枪手越打越猛，不一会儿机枪筒就发红了，我就帮助换水。在战斗的紧张时刻，十一师李先念政委亲临前沿指挥，给指战员很大的鼓舞。经过激战，在我们的前沿阵地上，敌人尸横遍地。战后不久，我听说在三十二团工作的郑先如为抢救伤员光荣牺牲了。她和我从家乡出来始终在一起，形影不离，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为了革命事业，她把鲜血洒在川北的土地上。这时，我心中分外难过。

一九三三年，我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川陕根据地不断扩大，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达县，北到陕南的镇巴、宁强。这时，我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妇先队工作，经常深入区县搞宣传。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下设少先队、妇先队，还有个贴花队，负责张贴、书写标语。不久，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对我军进行新的围攻。这时，四方面军政治部机关驻在巴州城里。敌人在进攻巴州前，就把便衣队派来，占领了城郊，妄图断绝我军的供应。为了保证部队的供给，领导上派我们到郊区去，动员老百姓送粮。一天黄昏，我们刚从郊区执行任务回来，敌人攻城就开始了。在机关转移时，我们从城边的一座桥上撤出。到了桥头一看，桥小人多，拥挤不堪，很多人被挤落到河里。此时情况火急，后有追兵，桥面又堵塞，怎么办？我们就跳下河，河水浅处齐腰，深处没顶。许多男同志很快过河了，我掉在后面，又不会游水，就拉着一位战士的衣服过了河。当时，我们都扎着绑腿，行军走路很管用。可是，如今绑腿被水浸湿后，犹如皮筋缠绕，越走越紧。但是，我顾不得这些，一个劲地向前跑，终于追上了队伍。

（三）

一九三五年五月，红一方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准备经西康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这时，四方面军也决定向岷江发展，策应一方面军北上。经过艰苦的转战，六月中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准备按中央的方针继续北上，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促进抗日高潮的到来。

可是，两军会师带来的欢乐气氛，不久就被张国焘的反党行径冲淡了。由于张国焘极力阻挠北上，我们在懋功地区停留了两个月之久，后经中央同张国焘的多次斗争，北上的方针才得到实施。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将一、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向阿坝和班佑地区开进。

这时正是初秋。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是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准备过草地的前夕，省委组织了一个随军行动的地方工作队，省委少共书记高作风任队长，我也参加了这个队的工作。我们进入草地后，不仅没有道路可走，连水也喝不上。沼泽地里的水大都有毒，再加上劳累饥饿，病号日增，经过五天的行军，我们左路军于八月下旬到达阿坝地区。到达这里后，我们地方工作队的同志马上开展工作，向藏胞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政策。就在这时，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一个会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打击朱德、刘伯承等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有天，我们突然接到命令，要部队往回开，南下川康。这样，我们左路军又第二次过草地。

深秋来临，寒风凛冽，天气变化多端。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其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草地不仅气候多变，有些地方还有不容易被人识别的泥潭，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遭到灾祸。有天，我亲眼看见一匹马掉到泥潭里，不一会儿只剩下一个马头了。进入草地后，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携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在这渺无人烟的沼泽地里，到哪里去找粮食呀！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在草地里，由于粮食奇缺，不少同志倒下去了。后来，每当我想起第二次过草地的情景，就越发痛恨张国焘的反党行径，他害了我们多少革命同志啊！

第二次过草地时，省委机关解散了，我和另外四位女同志被调到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开始接触刘伯承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刘伯承，是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的时候。当时，我们驻在川康边界的杂古垴。有天早晨，我们刚刚吃饭就接到通知，要机关工作人员整装列队，欢迎中央代表团。那一天，阳光灿烂，碧空如洗。在杂古垴这个山寨的街头，站满了欢迎的人群，等待着中央代表团的到来。上午九时左右，中央代表团来了。顿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口号声和掌声，整个山寨沸腾了。中央代表团有十几位同志，其中有两位尤其引人注目；一位是头发斑白，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同志；另一位是戴着眼镜，有军人气质的同志。我问站在身边的陈明义：“那个戴眼镜的是谁呀？”他说：“就是刘伯承总参谋长。”

我调到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后，和刘伯承见面的机会多了，经常在一起行军。从第二次过草地到爬雪山，有时我掉队，他鼓励我前进。在军务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抽空教我学政治、学文化，给我讲历史。他诚实朴素，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我十分敬重他。尽管当时他正遭受张国焘的迫害，可是一点也看不出他有情绪，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在行军时，我经常听到指战员们赞扬他能征善战，道德品质好。由于彼此接触较多，由熟悉而产生了感情。当他向我提出婚姻问题时，我有些顾虑，觉得我们之间的经历、学识等相差较大，不太合适。他诚恳地向我解释：“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经他一解释，我毅然地答应了。但是，这时伯承因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而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被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实际上是军事教员，因而我们就无法结婚。

秋去冬来，天气渐渐地冷了。红四方面军南下后，由于张国焘推行机会主义一套，军事上屡遭失利，无法在四川立足。这时，张国焘见南下碰壁，不得不同意北上。这样，我们又从川西出发，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西进途中，我们不仅要同沿途敌人作战，还要翻越雪山。一九三六年七月，在甘孜地区二、四方面军会合了。随后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我们第三次穿过茫茫草地，再受沼泽之苦。在快过完草地时，伯承提出去二方面军工作，张国焘勉强同意。八月初，我们走出了草地，我随伯承来到甘肃成县曲子镇。

在秋风送爽、大地铺金、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的欢乐之际，我和伯承就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源河的甘南小镇上结成了终身伴侣。婚礼上，没有鲜花，没有丰盛的酒宴，只有战友们的衷心祝愿；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李；更没有红烛新房，真是天作罗帐地作床，而天上那轮月亮，仿佛象征着我们的爱情的纯洁、光明。在我们相识的这段时间里，从杂古垴相见，到共同走过雪山草地，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在这样的环境里结婚，我们感到很幸福！

婚后不到一周，伯承便接到中央命令，要他去保安，于是我们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在去保安的路上，一天敌机来了，我们刚刚卧倒，敌机就从我们头顶上俯冲下来，接着一颗炸弹在我们身边爆炸了。当我甩掉头上的泥土，透过硝烟，看到伯承身边有一滩血，他臀部负了伤。我赶忙为他包扎伤口，让警卫员去找马和担架。他见我脸上流露出着急的表情，却安慰我说：“负伤没啥，革命哪有不流血的。”这时，他看我的腿也流着血，就催我包好自己的伤口。起初，我们互相扶着向前走，可一阵阵剧痛难忍，走出不远，我头上就冒出汗珠，只好到一片小树林里休息。不大功夫，警卫员找来了马和担架，伯承上了担架，我骑上马，又继续行军。

就在我们从曲子镇出发后，周恩来派王耀南来接我们。在甘南的一个小山沟里，王耀南赶到了。伯承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时，他是工兵连学员，因此他和伯承见面后很激动，照顾得也很周到。路上所经过的地方，地处黄土高原，水质很差，又苦又涩，王耀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担甜水。

后来，我们在步兵学校暂住几天，就到保安见到了毛泽东，他嘱咐我们要好好养伤。随后，我们跟中央机关转移到延安。到延安不久，我进抗大学习。西安事变前夕，伯承就跟周恩来飞往西安，去说服顾祝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后，伯承又根据中央指示，去三原的云阳镇组建援西军，援救被马家军围困的西路军。后因西路军失败，这项工作便停止了。

一九三七年党的洛川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伯承任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张浩。八月下旬，伯承、向前、张浩率一二九师的健儿从陕北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这样，我们又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